练“绣花”功夫 上海走出超大城市治理新路

记者在古北市民中心采访时，恰巧遇见成都一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古北社区一角

南京西路商圈 解放日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垃圾分类已在上海各大社区推行,图为古北社区一小区垃圾分类点 解放日报记者 李茂君 摄

古北市民中心内设立了餐饮、医疗、法务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拥有600多平方公里中心城区、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上海在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深化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一项项“润物细无声”的改变在上海发生：“绣花”般精细治理持续推进，让上海正在成为一座更加“有温度”的城市；共建共享，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让社区真正成为市民生活的“温馨家园”。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社区治理、服务都直接反映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学习借鉴上海“治理”经验，如何实现在发展中治理，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成为本次采访关注的重点之一。

       有“慧眼”更有“城市大脑”

       最时尚的路上藏着“绣花心”

       南京西路“席地可坐”式的精细管理模式怎样练就？

       当记者来到闻名遐迩的上海南京路时，这里早于半个月前开始了不同层面的改造。

       置于城市发展与治理的语境下，这条全长近3公里、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作为上海最知名商圈与高端商务区，更是一种特别的复合空间。

       解放日报社区情部记者告诉我们，这里的目标是要力争达到让人“席地可坐”的要求。

       要达到这种要求，靠的是一套近乎苛刻的标准：记者现场看到，这里的动态垃圾在7到10分钟内均能得到处置，路面、座椅、花坛、电线杆等等，目光所及之处一尘不染，连沿途60多个垃圾箱桶都被擦得锃亮。

       这是一种高度规范化的管理标准。

       当前，上海对标的是东京这样在城市管理上以精细著称的国际城市。南京西路“席地可坐”式的精细管理，执行的是“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体现的是“最新科技”，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全上海精细化管理最高水平，折射的是一座城市在运行管理中的品质化、人本化思路。

       走进设在南京西路街道的南京西路精细化管理指挥中心内，占据一整面墙壁的大屏幕，实时显示着南京西路上的一个个细微变化，坐在下方的工作人员全天24小时值守。当一个报警闪动时，就会精准提示位于南京西路的某一号垃圾桶满溢了。此时，正在街面巡逻的工作人员就能从手机上接到通知，并于3分钟就赶到现场。在现场查看后，如果确实发现出现满溢现象，巡逻人员就会立即与环卫作业部门取得联系。几分钟后，环卫工作人员就能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优势，都是上海在城市治理中的一根根“绣花针”。现在，南京西路所在的静安区已经率先建成了城市管理智能化平台：能够看到细节的“慧眼”和能改善细节的“城市大脑”，实现了“数据会分析、日常能指挥、规律可研判”。

       科学发展和有效治理是城市工作的一体两面，有效治理也是为了更好发展。目前，在南京西路沿线以及周边4公里后街区域内，街面与公共设施上安装着数百个感应器，对窨井盖移位和积水、电箱门磁开关、果皮箱满溢、道路扬尘等公共部件、事件进行实时报警。同时，通过视频监控和wifi技术，收集路面人流数据、路段车流情况，分析人流潮汐规律，精确计算波峰和波谷的具体时间点，科学投放管理力量，并通过系统数据交换，对市政市容作业、城管作业开展实时调度指挥。

       坚持推动发展与治理深度融合，在造福群众中实现良序善治。数据显示，近一年，这一平台试用下来，南京西路区域95%以上的街面事件都能在萌芽状态得到及时处置。

       多元主体参与

       基层立法点汇聚社区发展治理“金点子”

       “小小联合国”为什么能实现基层共建共治共享？

       冬日的午后，记者走进位于富贵东道99号的古北市民中心，装修精致庄重的大堂令人宛如走进一栋高档商品房小区。不过，无论是“彩虹之桥志愿服务中心”标志，还是老年助餐点的指示牌都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这里外表“高大上”，内里也非常暖心“接地气”。

       古北国际社区的面积2.02平方公里，实有人口3.2万人，其中51%为境外人员，是名副其实的“小小联合国”。近年来，为方便百姓生活，市民中心内逐步设立了餐饮、医疗、法务等各类专业服务机构。

       在市民中心内，记者看到了一幅特别的漫画：一道绚丽的“彩虹桥”悬挂天空，一头是虹桥街道，一头是全国人大，一只白鸽把信儿从这头捎到了那头：架起的彩虹桥，也是开启的直通车，这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

城市治理的用户是市民。要让市民满意，就要多元参与、多元共治。为探索“群众性”和“专业性”的有机结合，立法联系点很快搭建起“一体两翼”的工作架构：即以信息员为主体，以顾问单位和专业人才库为“两翼”补充。

从市民中心现场负责人的介绍和解放日报的报道中，记者看到，“一体”，就是把街道所属的16个居民区全部纳入信息采集点，由居民区书记作为联络员，在各居民区推荐90名信息员。同时在社区范围内选择50家成员单位，各确立1名联络员及2名信息员。“两翼”，则是区人大、法院、高校等顾问单位，以及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专业人才库。根据每部法律草案的不同特点，联系点制定方案挑选合适的信息员代表参与，合理确定征求意见对象范围，尽量覆盖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力求采集意见样本的典型性和多元化。

基层立法点不仅是社情民意的汇聚点，更是城市治理的参与者。

社情民意直通立法机关的同时，还产生了一批社区公共议题。征询会上的很多建议，化为“社区治理”的金点子。

市民中心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比如在讨论民法总则草案时，一些居民提出希望能够有专业的社区服务能够覆盖到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人。于是，街道设立了“记忆家”老年认知障碍家庭支持中心，打造了上海首个全链条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服务模式，并在逐步推广。再比如，生活垃圾怎么分，老公房如何装电梯，宠物如何养？面对社区生活中的一系列难题，居民们尝试通过制定小区公约来解决问题，大家懂得制定关键条款、学会了逐条征求各方意见，以谋求最大公约数。潜移默化中，居民法治意识增强，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回应市民需求

社区成为居民“美好生活共同体”

徐汇区“邻里汇”为什么能得到居民打心眼里的认同？

温馨的休息室，绿意盎然的大阳台，居民或看书，或下棋，或编织，抑或是三三两两惬意聊天。这是上海最早建设的一批“邻里汇”的代表，康健街道寿昌坊“邻里汇”运行的常态。

记者走进医疗健康服务区，正逢家庭医生正在为社区的高龄老人开药。“随后，我们‘邻里汇’卫生站的工作人员会把处方送至社区卫生中心，代为付费配药，稍晚些时候，就有专人送药回到‘邻里汇’，患者凭号码就能领到药品了。”

“邻里汇”始建于三年前。初衷是为了补足中心城区家门口养老服务不足，解决社区公共服务空间少、资源散、功能弱，以及社区治理缺乏有效抓手和平台的问题。三年过去，在上海市徐汇区的街镇基本都实现了“大小邻里汇”全覆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家门口的客厅”逐渐得到了居民打心眼里的认同。

上海当地把“邻里汇”定位为社区开展自治共治、提供法律保障的平台；营造社区文化、荟萃社区精神、增进邻里和睦的客厅；汇聚生活服务、为老服务、健康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的综合体。记者了解到，“邻里汇”所提供的服务都以公益性为主，既有居民中的志愿者义务服务，也有采取项目化运作方式，按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引入专业机构参与服务项目运营，服务项目可以向服务对象收取合理费用。

“对于设置哪些具体服务项目，‘邻里汇’建立了社会化需求遴选机制，通过向社区居民、社区单位发放需求问卷调查或需求征询等方式，形成需求遴选清单，并通过一定方式进行公示。”解放日报采访过“邻里汇”的记者告诉我们。

与此同时，“邻里汇”的服务项目也很“接地气”。通过“汇”集民众服务需求、区域服务资源和共治自治“智慧”，从而补齐当前社区治理短板、整合各类社区服务资源、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活力，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

家门口的客厅、家门口的助老服务点、居民参与议事、民主协商的理想载体，这些词语，在上海市徐汇区遍布各居民区的“邻里汇”中有了具象而生动的表现。社区发展治理的“初心”，是让市民共享幸福，上海的“邻里汇”正打造成为社区“美好生活共同体”，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用幸福感、获得感填满这座城市。

记者手记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这是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对上海的殷殷嘱托。

一流城市一定要有一流治理，也是记者在上海采访期间的最大感受。

南京西路“席地可坐”式的精细管理模式是怎样练就的？

“小小联合国”为什么能实现基层共建共治共享？

徐汇区“邻里汇”的“使用度”是靠什么噌噌噌往上涨的？

带着问题找答案。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尤其是像上海和成都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更需要探索走出一条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这也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修课”。

上个月，在一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上，成都邀请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重量级专家学者、社区发展治理领域的相关代表相聚，共话超大城市治理之道。

而对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探索，成都早于两年前创全国先河，在党委层面成立专门机构：市、县两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作为领导和统筹社区发展治理的关键部门，把分散在20多个党政部门的职能、资源、政策等统筹起来，从体制上破解过去社区治理“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权责失衡、资源分散”的问题。一系列推进社区“还权、赋能、归位”的创新之举相继铺开。

这是成都“解题”的新思路：将城市治理的宏观战略落实到微观单元，从城市的最小单元“社区”入手，创新变革城市治理新机制。经过两年实践，成都初步建立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体制机制，初步实现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探索出一条具有成都特点的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

成都与上海，在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诉求面前，既有地域特点带来的差异性，又同样面临着治理需要和治理格局的变化，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和探讨的地方。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曹晋看来，成都的城市属性可谓“热情、开放、有温情、有气度”，而上海作为蜚声国际的大都市，社会治理则体现出精细化特色。“尽管双方城市发展诉求存在差异，共性却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通过相互交流、借鉴，可以提升彼此的基层工作经验。”

今年8月，成都高新区的基层干部集体参观了体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的上海浦东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党建活动丰富多彩的外高桥保税区，以及潍坊街道楼宇党建引领两新组织的生动案例。成都高新区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上海媒体采访时表示，上海各个城区都是成都乃至西部地区学习的榜样，“但我们不会照搬，而是希望通过考察、交流获得先进经验与工作机制，再进行因地制宜的转化，从而更好地满足我们当地社区居民的需求。”

在上海采访期间，记者在古北市民中心巧遇同样前来学习的成华区保和街道一行。近距离的实地感受让人印象深刻，对社区发展治理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推进社区发展治理，为广大市民提供更精准、更优质的服务。

新思想指引下，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市民生活更有质感，这是上海和成都城市治理的最初起点，也是最终落脚点。

成都日报记者 侯初初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成都日报记者 刘阳 摄